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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雪梅、周君等:制度集成視角下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模式研究 ——以成都自貿試驗區雙流片區為例

        來源:規劃師雜志 發布時間:2021-04-27 點擊次數:9480

        摘要: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重要的政策試驗區,與其他不同試驗區在同一空間中疊加、融合將產生顯著的制度集成效應。文章以成都自貿試驗區雙流片區為例,研究其發展歷程中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國家級新區、臨空經濟示范區等各類重要的政策試驗區的疊加效應,在此基礎上,提出制度集成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模式下產業和空間安排若干建議。研究認為,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代表的政策試驗區,其建設的核心本義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各類政策試驗區不應是各自為政,而是應該通過政策融合、制度集成將政策效應放大。同一空間中疊加多重政策區的地區應積極研究如何建立制度集成的體制機制,為新興產業營造、科研技術創新、消費市場培育以及腹地縱深厚植提供堅實支撐。

        關鍵詞:制度集成;政策融合;自由貿易試驗區;成都市雙流區

        作者:矯雪梅、周君、張惠強、文雯,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文刊于《規劃師》雜志2020年9期


        0、引言

        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作為國家戰略,是我國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的關鍵手段。當前,全球貿易格局進入深度調整期,通過加快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對外開放高地建設,推進全方位對外開放,是黨中央應對時局做出的重大決策。截至2019年底,經過5次擴容,自由貿易試驗區已形成“1+3+7+1+6”的以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為領頭雁的從沿海到沿邊的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新格局。

        新時期,自由貿易試驗區除了傳統的增加貿易機會、外匯創收、技術體系引進等微觀經濟需求外,還包括更為豐富的宏觀戰略目標,包括經濟功能升級、發展方式轉變、融入全球市場、建立新型經貿關系以及政府職能轉變等方面,這些都需要相應的制度創新作為有力支撐。進一步看,沿海地區發展水平、開放程度較高,內陸地區改革開放起步晚、體制機制不夠健全,對于內陸地區來講,自由貿易試驗區所肩負的體制機制改革任務更重,也更為緊迫(謝來榮,2019)。

        作為新時期重要的改革開放舉措,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戰略定位在于,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形成對外開放新高地。國務院批復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方案大多要求,要形成更多有國際競爭力的制度創新成果,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從這個意義上看,自由貿易試驗區肩負著重大的制度改革使命和任務,需要不同的制度之間形成有力有效的集成,才能充分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改革效能。成都下轄的雙流區是目前國內唯一同時具備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臨空經濟示范區等重大功能平臺的區域。在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中,其定位為“中優”和“南拓”交匯處,是成都由特大城市向超大城市邁進過程中最具發展活力的區域之一。本研究以成都市下轄的雙流區為對象,從特殊政策試驗區的政策融合、制度集成入手,探索“自由貿易試驗區+”模式,探討如何通過多重政策資源的融合帶動產業創新和空間升級,以期為其它地區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等政策試驗區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

        1、制度集成與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之間的關系

        1.1 政策試驗區與制度集成的理論探討

        任何的制度形式,都需要特定的空間載體加以承接;任何的空間結構背后,都有(多重)制度發揮作用。同樣的空間,在不同的體制條件、制度平臺下,能夠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發展績效(冷希炎,2006)。正是基于此,我國借助各類政策試驗區,通過賦予特定區域特有的發展權限,在空間上創造出“梯度”差別化的制度供給(魏成,2011;殷潔,2012),從而形成我國重要的政策試驗場和政策紅利空間。政策試驗區除了擔負著對某一項或某一領域的政策測試,更為核心的功能是以新政策和新制度的“內生成”為首要目標,在本區域內廣泛地進行政策和制度創新(周望,2012)。地域性和創制性是試驗區的兩大顯著特征,通過充分運用其所被賦予的可以在特定區域內進行先行先試的政策試點權限,試驗區能夠源源不斷地進行著政策探索和創新。憑借其獨特的制度優勢,政策試驗區引發了更活躍的要素聚合、資本循環和產業創新,這構成了我國重塑國家和區域競爭力的關鍵性政策和空間治理手段(晁恒,2015)。


        回顧現有關于中國政策試驗區的相關研究,總體上看,對試驗區的性質、設立意義以及運行效果進行了較充分的普適性探討,部分研究針對“自由貿易試驗區”等某一特定類型的試驗區進行了更為細致的剖析。然而鮮有文獻針對多個政策試驗區在同一空間中疊加的集成效應進行研究。當前,一個地區同時擁有若干政策試驗區的“帽子”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自由貿易區所在地區往往身兼多項改革試驗的重任,因此亟需針對多重試驗區所產生的制度集成效應進行深入分析,在填補理論研究空白的同時,引導實踐界在機制改革創新過程中釋放更大的政策紅利。

        1.2 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其他政策試驗區疊加現狀情況

        圖1 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國家級新區、臨空經濟區在全國的疊加分布

        全國范圍內陸續出現不同政策試驗區疊加聯動發展模式,以“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的“雙區”聯動為典型,成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王紅茹,2020)。據統計,截止到2019年底,全國共計18個省份獲批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分布于40個城市單元 (海南為全島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城市單元的數量統計不含海南省各市),這40個城市單元中,有14個同時也設立了國家級新區,有11個同時也設立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有7個同時也設立了臨空經濟示范區,有20個同時也設立了國家級綜合保稅區,還有14個同時也是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表1)。國家級政策試驗區“雙區疊加”乃至“多區疊加”的情況十分普遍(圖1),從試驗區的疊加數量上看,上海市、成都市、廣州市、天津市、西安市等地都是較為典型的政策紅利匯集區。


        表1 全國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其它重點政策試驗區的疊加情況

          *指??诰C合保稅區;

        **指大興機場片區,是中國(河北)自由貿易試驗區四個片區之一,其中廊坊片區占10平方公里;

        ***黑龍江省“兩大平原”現代農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覆蓋黑龍江全省


        然而,不少地方的試點、試驗區不僅在空間上是分離的,還由不同的部門分頭管理、獨立運行。即便是同一空間承載多個試點任務,更多的是簡單疊加,只發揮物理效應,政策資源呈現碎片化特征,難以激發化學效應。但也有一些地區在多區聯動發展方面進行了探索,其中行政機構的融合是較為徹底的方案。上海在這方面走得最早、最遠,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委會與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已經進行合署辦公,在此基礎上,浦東正朝著打造一個綜合性的制度創新試驗區不斷發展。除了上海,天津濱海新區也與天津自由貿易試驗區開展合署辦公。

        1.3 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制度集成框架下的效能拓展

        全國層面上大多試點、試驗區由不同的部門負責管理,涉及到統籌協調整合的政策領域往往難以發生作用。有些地區在同一空間內承載多個試點任務,但這些任務只是物理疊加,試點任務、政策資源也沒有很好地整合。部分地區已經在局部領域開展政策聯通,從不同角度對一些共性領域出臺互為支撐的政策。最高境界,則是政策試驗區之間實現有機融合,達成制度集成。

        從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與臨空經濟示范區的關系來看,如下圖所示(圖2),可以區分出三種狀態。大部分地區處在多頭分管、獨立運行的階段,為了更好發揮試驗區的體制優勢,除了加強政策聯通、互為支撐,還可以向政策融合、制度集成階段邁進。

         

        圖2 自由貿易試驗區從政策疊加到政策集成的過程示意


        —— “自由貿易試驗區+臨空經濟示范區”?!白杂少Q易試驗區+臨空經濟示范區”的政策融合,可極大激活航空金融等衍生服務業的發展,將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境內關外”的獨特性與臨空經濟示范區的航空指向性充分融合,形成獨特的臨空自貿產業體系。大多數臨空經濟示范區將自身定位為現代產業基地、區域物流中心、科技創新引擎和開放合作平臺,這些戰略方向的落地實施,常常需要相應的改革措施加以支撐,而自由貿易試驗區恰好能滿足這一需求,兩者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

        —— “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白杂少Q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的政策融合,激發保稅研發等新興服務貿易業態。國家級新區被賦予的全方位先行先試特權,可充分拓寬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境內外要素流通的內涵外延,應充分借助雙區融合的政策紅利,推動實體產品的自由貿易流通向技術、文化等“軟要素”流通拓展,促進傳統的“保稅+制造”、“保稅+物流”逐漸向“保稅+研發”、“保稅+檢測”等高附加值業務拓展。

        —— “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臨空經濟示范區”?!白杂少Q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臨空經濟區”的政策融合,促成臨空資產等高端要素交易平臺的建立。當前,在我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中,亟需充分發揮國家級新區的綜合功能平臺優勢,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探索,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國務院明確規定,支持新區率先復制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經驗,對接國際先進規則,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在這個意義上講,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國家級新區、臨空經濟區的融合,有助于以更大力度推進全方位高水平開放,不斷提升國際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

        國家賦予政策特區的優惠政策、特殊權限和要素投入等需要進行“在地化”的結合才能發揮作用(晁恒,2018)。因此,對制度集成的設計和安排,最終要以產業發展等經濟活動為表現形式,并落實到具體的空間中。對多重政策資源的整合會觸發創新型產業的產生,而產業的蓬勃發展將反過來體現出制度集成的經濟和社會價值??臻g不僅僅作為政策紅利落地的載體,更重要的是,空間之上附著的政策屬性可以作為關鍵性依據,指引用地和項目的有效落位。制度集成之下的產業和空間在轉型升級過程中亦將互相促進,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和價值的提升(圖3)。

         

        圖3 制度集成的系統結構



        2、成都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集成現狀

        2.1 基本情況

        成都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的一部分,所下轄的雙流片區總面積34.01平方公里,是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各片區中面積范圍最廣闊、區位優勢最明顯、產業基礎最扎實、口岸功能最成熟的核心區域,涵蓋成都國際航空樞紐綜合功能區等三大功能板塊。

        圖4 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各類重點政策試驗區在雙流區的分布范圍


        自由貿易試驗區雙流片區所在的雙流區位于成都市四環路外西南,實際管轄面積466平方公里,位列綜合實力全國百強區第32位,是中西部區縣經濟社會發展的排頭兵,2018年GDP達到829.44億元,全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9.31億元。雙流區同時坐擁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天府新區)、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臨空經濟示范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四川?。?,此乃全國唯一。此外還擁有全國第四大航空樞紐、四川唯一國家一類開放口岸——雙流國際機場,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內唯一的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雙流綜保區。雙流國際機場2019年旅客吞吐量達5585.9萬人次,航空口岸年度出入境流量突破700萬人次,均保持全國第四、中西部第一。因此,雙流區作為研究試驗區政策融合、制度集成,是非常好的樣本(圖4、圖5)。

        圖5 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各類重點政策試驗區在同一空間上的套疊


        2.2 自由貿易試驗區雙流片區與重點政策試驗區的疊加特征

        成都自貿試驗區成立于2017年3月,其中雙流片區以制度創新為基本要求,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臨空制造等產業,這些產業大多在雙流已有較好基礎,也為未來的進一步發展指明方向。根據規劃方案,雙流片區將在轉變政府職能、雙向投資合作、貿易便利化、金融改革創新、協同開放、激活創新創業要素等方面開展探索試驗。

        四川天府新區于2014年10月獲批為中國第11個國家級新區,由成都片區和眉山片區組成,規劃總面積為1578平方公里。國家級新區是承擔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任務的國家級綜合功能區,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體制機制改革內容。按照天府新區規劃方案對雙流的發展定位,后者將依托雙流電子信息產業集聚區、西航港產業區等已有產業基礎,打造空港高技術產業功能區,未來將形成以電子信息、新能源、生物產業等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集群,是“一城六區”中的核心組成部分。

        雙流臨空經濟示范區于2017年3月獲批,是助力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集聚融合的重要載體。國家支持示范區建設成為現代產業基地、區域物流中心、科技創新引擎和開放合作平臺。四川省支持成都臨空經濟示范區建設國際航空樞紐,構筑連接“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空中橋梁,全面提升臨空經濟示范區自主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吸納全球創新資源,打造面向全球的創新創業開放格局。 

        2.3 雙流在政策聯動上的已有探索

        梳理各項試驗區規劃方案及其探索實踐可以看出,雙流已做了相當多工作。具體如下:

        成都自由貿易試驗區雙流片區在要素保障方面擁有相當大的靈活性,比如可以探索不同功能用途的混合利用,土地出讓可以采用彈性年期、先租后讓等方式供應。自由貿易試驗區雙流片區之所以能在土地要素保障、土地集約節約利用方面開展探索,是因為2007年獲批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以來,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土地混合利用、彈性出讓將為下一步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有限空間提高產出效率提供有力保障。

        雙流擁有天府新區在金融投資、產業、土地等方面的特殊政策,享受明確優先安排開展國家和省重大改革試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先行先試。國家層面批復的天府新區總體方案提出,支持后者設立空港保稅物流中心(B型)。成都空港保稅物流中心以及綜合保稅區的設立,為后來的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相應的制度創新奠定堅實基礎。

        臨空經濟示范區與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整合,也是雙流一大特色。過去幾年,雙流(成都)獲批一系列與此相關的試點,比如綜合保稅區、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低空空域協同管理試點、空港保稅物流中心(B型)、國際快件中心、“7×24小時”通關服務試點、144小時過境免簽試點,以及空運進境肉類、冰鮮水產品、生物制品指定監管場地(口岸),這些共同支撐臨空經濟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快速發展。2019年,航空核心產業主營業務收入突破1200億元,國內“航空第四城”地位進一步夯實。

        2.4 問題與挑戰分析

        根據前面的分析,目前雙流正處于擁有多項重要試驗區,且政策聯通、相互支撐開始呈現。但囿于體制機制方面原因,制度集成尚未達成。具體如下:

        一是產業發展較為粗放,高端服務業發展不足。從產業和經濟資源聚集的角度看,雙流區已經具備一定的經濟流量,但高質量的設計、運營、管理、服務、轉化能力不足。臨空經濟構成方面,2018年航空制造的產值僅為28.2億元,占先進制造業產值的4.71%。電子信息產業主要依賴仁寶、緯創等“兩頭在外”的若干企業,受到國際市場影響較大,對臨空經濟支撐不足。臨空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以基地航空服務為主,而以航空快遞、第三方物流、物流倉儲為主的航空物流業,以發動機維修、整機維修、機載設備維修等為主的航空維修業,以口岸服務、保稅貿易、電子商務等為主的空港貿易服務業仍處于起步階段。

        二是基礎設施切割試驗區,影響內部要素融通聚合。高速、鐵路廊道對城市切割嚴重,城區東西向交通聯系不便,特別是在西航港片區。雙流機場南北縱越近10公里,目前連通機場東西兩側城區的只有大件路一條路,機場嚴重阻隔東西片區的聯動發展(圖6)。此外,現狀道路系統不完善,路網結構不合理,路網密度偏低,現狀建成區道路網密度僅為5.52km/km2(“街區制”標準為10km/km2),主次支配比為1:0.89:1.67,次支路比例偏低(規范為1:1.5:3)。此外,道路交通的整體服務水平不高,城區多處道路需要提級改造,60%以上的主要道路高峰小時車流量已達到飽和,尤其是對接成都繞城高速和天府新區的主要道路。

        圖6 機場和高速公路對試驗區的切割


        三是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高價值產業發展空間缺乏保障。雙流區空間功能缺乏整體性,工業布局分散,臨近機場的西航港和蛟龍工業區獨立多頭管理,過度依賴工業用地大量投放,使用效率十分低下(圖7)。由于工業用地的大量投放,人均用地指標高達359.7平方米/人,大大超出國標150平方米/人的標準。工業地均產出僅27億元/km2,相比東部沿海地區工業用地地均產出較低。機場周邊高價值地區未實現臨空服務職能的聚集,生產性服務業較少,以連綿開發普通工業園區的模式為主,浪費高價值的臨空經濟核心空間。機場周邊地區沒有預留未來重大臨空配套設施及基礎設施布局空間,臨空功能缺乏長遠統籌規劃。

        圖7 雙流區存量低效用地分布圖。根據《雙流區分區詳細規劃(2016-2035年)》(未批)城市更新規劃圖修改完善而成


        3、制度集成視角下的成都自由貿易試驗區產業與空間規劃策略

        政策試驗、改革舉措的系統集成,最終要落地到城市中,才能達到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目的。對制度集成的設計和安排,最終要以產業發展等經濟活動為表現形式,并落實到具體的空間中。本節將試圖以雙流為例,分析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核心的制度集成可能(可以)產生的效應,以政策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和空間升級,用足用好政策試驗賦予的紅利空間。

        3.1 以政策的創新融合觸發新型產業發展

        ——發展新型航空金融服務業。放大“自由貿易試驗區+臨空經濟示范區”的政策疊加效應,雙流應借助自由貿易試驗區在跨境融資、外匯管理、海關監管、稅后優惠等方面的特殊政策,積極探索飛機租賃等新型航空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在租賃制度創新方面,天津東疆保稅區開展海關特殊監管區的航空融資租賃業務的制度探索,針對飛機等大型設備的進出口,創新海關異地委托監管、經營性租賃外幣租金收取、租賃企業外債便利化等相關制度。在特色租賃產品方面,開展離岸租賃、保稅租賃、出口租賃、資產轉讓租賃等多種租賃交易結構產品,將租賃標的物范圍由飛機向船舶、軌道交通甚至醫療健康、教育文化等無形資產領域拓展。將航空金融業與雙流既有的航空維修業、航空制造業等實體產業充分結合,可以形成了一條較為完整的航空產品供應鏈。

        ——打造“保稅+”自由港。放大“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的政策疊加效應,以研發設計為例,成都目前在數字經濟、智能制造、創意產業、共享經濟等新經濟領域呈現跨界融合、快速迭代、高速增長的特點,亟需在研發設計環節加大國際交流合作,與歐美日韓等國家地區進行高端要素融通??沙浞纸梃b深圳前海在“深港合作”方面的成功經驗,利用自由貿易試驗區所具有的保稅、免稅政策,與硅谷、特拉維夫、埃因霍溫、新加坡等國際科創高地建立合作,共建重點實驗室和技術創新中心,探索建立“科研自由港”,導入研發設計相關國際高端要素。另一方面,對內做好“保稅+”文章,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大力發展研發設計、檢驗檢測、保稅維修等新模式新業態,以保稅政策吸引西部地區乃至全國的高新技術企業將研發設計、封裝測試等高附加值環節放在雙流,探索建立區域級的科技創新資源的全產業鏈保稅體系。

        ——構建高端要素交易平臺。放大“自由貿易試驗區+國家級新區+臨空經濟示范區”的政策疊加效應,雙流可以借助“多區融合”的制度優勢,牽頭成立若干高端要素交易平臺,三大政策特區的匯集融合將從較高層次給雙流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發展賦能,使其得以超越既有產業框架尋求更高維度、更廣泛的要素聚合。比如,可從臨空資產資源交易尋找出破口,把航空第四城的流量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輻射力和控制力,探索成立臨空資產資源交易機構,提升供應鏈全球集成運營能力。此外,可以用好四川省作為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這個重要平臺,結合已經開展的科創體制機制改革成果,打造立足西南、影響全國、對接全球的技術交易市場聯盟,推動技術交易市場互聯互通,共建區域創新成果集散中心。

        3.2 以“自由貿易試驗區+”模式指引功能空間落位

        ——升級低效用地為創新用地。圈選政策最匯集、用地價值最高的區域,升級低效工業用地為創新用地,是在空間上支撐 “自由貿易試驗區+” 制度集成的主要方式。借鑒深圳新型產業用地(M0)、北京工業研發用地(M4)的先進經驗,升級原有工業用地為創新用地,為政策集成激活引領的創新型產業提供充足且靈活的用地支撐。依據各主要試驗區范圍和空間疊合情況圈定7個重點片區,升級原有工業用地及物流倉儲用地為創新用地(圖8),將傳統的二類、三類工業用地轉化為混合研發、中試、生產為一體的復合用地,既可容納靈活性廠房改造的產業,亦可實現二三產結合的開發利用。以用地的創新支撐產業從生產性制造向服務型制造轉變,納入工業設計、產品研發、技術服務、管理平臺等功能,為雙流的工業發展瓶頸尋找解決途徑,激發更有生命力的產業創新。具體用地規劃中,調整升級創新用地共計22.07平方公里,調整升級教育科研用地共1.07平方公里。

        圖8 低效用地升級為創新用地


        ——依據地塊的政策屬性落位各類功能區。依據不同地塊的政策屬性落位各類功能集聚區(圖9)。① 臨空商務組團:集聚跨境金融、航空金融、臨空資產交易等高附加值現代服務業。同時憑借緊鄰機場的通關便利性,為時間極度敏感人群提供新型商務辦公空間,引入臨空指向型總部、專業指向型企業總部。由于機場附近有限高要求,主要以低層高密商業園為主要建設形式,通過高品質和高效率的商務園區吸引國際先進企業和人才,打造全球高端要素鏈接平臺。② “保稅+”組團:引入“保稅+研發”、“保稅+檢測”等高附加值環節,與雙流既有的“保稅+制造”、“保稅+物流”業務充分融合。將保稅的內容進一步向文化創意、消費服務業拓展,打造包括保稅醫療、保稅健康、保稅國際教育在內的國際高端服務業的“保稅倉”。③ 創新孵化組團:集聚生產、技術服務、管理等功能,為現有產業提供技術研發、中試等服務,以低密度高品質的研發園區為主,為中小企業、創意產業提供孵化平臺。④ 空港高技術綜合組團:遵照按照天府新區規劃方案,依托雙流已有產業基礎打造空港高技術產業功能區,未來將形成以電子信息、新能源、生物產業等為代表的高技術產業集聚區。

         

        圖9  依據不同地塊的政策屬性落位各類功能組團


        ——消除政策試驗區的空間阻隔。解決機場、高速等空間阻隔問題,確保組團之間高效聯通。通過建設下穿機場道路等方式,消除機場、高速、鐵路等交通設施對城區阻隔作用(圖10)。參考國內外道路下穿機場的案例(阿姆斯特丹機場跑道下穿高速公路;上海虹橋機場下穿兩條軌道交通和一條城市道路),建議新增2條雙流機場下穿道路,解決機場跑道和城市道路交通發生矛盾。此外,優化全區道路交通結構,滿足各組團之間至少有“兩主”的主干道聯系,大多數組團間均有“一快兩主”的快速路聯系,組團內任一點在10分鐘之內可達區內干道系統。并優化路網結構,按“街區制”要求,加密次干路和支路路網密度,優化道路斷面,提升街區活力。

        圖10 重點區域的道路升級改造


        4、結語

        本文以成都自由貿易試驗區雙流片區為例,從制度集成這一視角開展研究,將自由貿易試驗區視為我國重要的空間治理方式和改革開放舉措,分析其與各類政策試驗區在同一空間中疊加、融合所產生的政策集成效應。研究認為,以自由貿易試驗區為代表的政策試驗區,其建設的核心本義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降低制度型交易成本,對于多種政策試驗區疊加的地區,應打破行政壁壘,對各類政策試驗區采取集成模式,通過政策融合和制度創新,為新興產業營造、科研技術創新、消費市場培育以及腹地縱深厚植提供堅實支撐。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集成目前仍是理論和經驗研究的空白地帶,也是極具學術生長力的交叉領域,該論題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間。因各政策試驗區分屬不同行政管理部門,應積極探索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其它試驗區的“多區合一”模式和保障機制建設等,對于本文所深入剖析的雙流區,還需要積極試驗探索,為本地發展和全國層面的改革推進積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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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王紅茹,2020,13省份已形成“國家級新區+自由貿易試驗區”雙區聯動發展模式,《中國經濟周刊》202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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