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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偉、孔翠芳、徐勤賢:中國百年城鄉關系——從農村包圍城市到城鄉融合發展

        來源:區域經濟評論 發布時間:2021-06-09 點擊次數:12088

        原標題:中國百年城鄉關系:從農村包圍城市到城鄉融合發展——正確處理城鄉關系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制勝法寶


        作者簡介:王大偉,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孔翠芳,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徐勤賢,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研究員。

        一、引言

        城鄉關系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關系,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農業文明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如何處理城鄉關系是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重大戰略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始終伴隨著正確認識城鄉關系、深入總結城鄉發展規律、科學指引城鄉發展方向的過程?;仡櫩偨Y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處理城鄉關系的歷程和經驗,對解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中存在的城鄉發展不平衡這一中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這一中國發展最大的不充分問題,對促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良性互動,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實現城鄉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鄉村和城市是人類聚落的兩種主要形式。自城市產生之日起,就產生了城鄉關系,這一關系伴隨著城鄉發展全過程。城鄉關系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環境等多個方面。因發展階段不同,城鄉關系表現為相互促進或對立、協調或制約。第一次工業革命前的漫長時期,由于生產力水平限制,城鄉相互依賴,城鄉關系較為穩定,城鄉間總體上是依附與被依附、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工業革命急劇改變了城鄉關系,城市成為生產和交換中心,并以其經濟文化優勢吸引農村人口、資源向城市轉移,城鄉關系發生深刻變化,城市主宰鄉村,鄉村從屬于城市,并產生尖銳的城鄉對立分割。對于這一關系的走向,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城鄉的對立破壞了工農業間必要的適應和相互依存關系,因此隨著資本主義轉化為更高級形態,這種對立將會消失。城鄉關系的面貌一經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也就為之變化。

        中國城鄉關系的變化有普遍性和特殊性。1840年前的漫長歷史時期,中國社會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城鄉關系較為穩定。1840年之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來沖擊造成生產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巨變,加速改變了城鄉關系,割裂了城市和鄉村。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國情,深刻認識、處理和指引城鄉關系,使中國城鄉關系從對立割裂走向融合發展。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立足農村根據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凝聚起中國革命的磅礴力量,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建設時期,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下,采取了計劃經濟體制,實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形成了城鄉隔離分治、農業支持工業的局面。正因為有了農業農村對工業和城市的支持,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改革時期,通過向農民賦權和市場化改革,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社會體制,城鄉關系進入深度調整和互動階段,并釋放了蓬勃的發展活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城鄉發展一體化全面加速,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啟動,城鄉關系進入了互補融合發展的新階段。

        二、中國百年城鄉關系演變歷程與主要特征

        100年來中國城鄉關系經歷了在割裂對立中農村包圍城市、在多種探索中選擇城鄉分治、在調整改革中城鄉加速互動、在互補聯動中城鄉融合發展四個階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正確處理四個階段的城鄉關系,為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撐。

        1.革命時期的城鄉關系(1921—1949年):割裂與對立

        舊中國深受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三重控制。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其野蠻地掠奪鄉村,大量不在地主的存在,加劇了鄉村的衰敗和被剝削程度。1921—1949年,也是城鄉割裂對立最嚴重的時期。以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占有情況看,1921年前后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近80%。在廣大農村,沒有土地的佃農雇農等占農民的55%;而在45%的有地農民中,占有少量耕地(戶均10畝以下的)的貧農占44%,其占有的土地不足農村土地的6%。這種土地占有極不均衡的狀態,使近80%的農民處在赤貧狀態。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開始關注城鄉關系的重要性。在革命斗爭實踐中,更是深刻認識和充分利用了這一階段城鄉割裂對立的矛盾。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發布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明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1922—192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到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提出要重視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如黨的二大宣言提出:“中國三萬萬的農民,乃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武裝割據中幾經挫折后,最終在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下,通過土地革命發動農民,團結最廣大的農民。從1927年制訂《井岡山土地法》,到1947年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國共產黨在不同階段實施了不同的土地法令,激發了農民的革命熱情,為革命勝利奠定了群眾基礎和物質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了反動勢力盤踞的城市,結束了城鄉嚴重割裂對立的局面。

        2.建設時期的城鄉關系(1949—1978年):探索與艱難選擇

        1949年3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構想,并指出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949—1952年三年的國民經濟恢復和之后實施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踐,毛澤東主席于1956年發表《論十大關系》,指出“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使工業和農業,緊密聯系起來”。之后,隨著國際環境變化,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確保國家安全成為關系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必然選擇。中國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從1958年起,嚴格的人口流動限制、農產品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等制度體系逐步建立完善,中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管理等方面形成了城鄉分治局面。雖然因為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等原因,期間曾提出“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的方針,但總體來看,這一時期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形成并固化。

        經濟方面。形成了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局面。一是價格管制使農業剩余轉移到城市。工農產品的價格管制和農村糧食的統購統銷,使工農產品形成了價格剪刀差,價格剪刀差使農業在改革前向工業貢獻了6000億—8000億元人民幣。二是非農部門和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差距持續保持在較高位置。20世紀70年代,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是農業部門的7倍以上。三是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都被壓到較低的水平。

        社會管理方面。一是限制城鄉間人口流動。1958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正式建立起城鄉二元的戶籍管理制度,農村向城鎮的人口遷移被嚴格控制,城鎮化水平低位徘徊,1949—1978年,城鎮化率僅增長7個百分點。二是建立城鄉有別的福利制度。在城市,政府為城鎮居民提供全面的福利保障;在農村,農民只能從集體得到少量現金和實物救助。三是基層組織上,在農村逐步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實行“政社合一”的組織管理制度。

        這一時期固化的城鄉二元結構使農業發展水平和農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也影響了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效率。到1978年,人均GDP相比1952年,實際增長僅2.8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元,比1957年年均實際增長僅0.8%;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134元,比1957年年均實際增長僅2.3%;人均糧食產量相比1957年僅增長約5.6%,溫飽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較好解決。但農業支持工業的結果,也使中國總體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重工業占比約55%,冶金、機械、電力、石油和化工的比重快速上升,機械工業在20世紀50年代末成為第一大工業行業,國家安全也在嚴峻的外部環境下經受住了考驗。

        3.改革時期的城鄉關系(1978—2012年):調整與深化互動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鄧小平主張進行生產關系改革,并提出“先農村,后城市”的思路。1982—1986年,連續五個關于農業農村發展的“一號文件”,促進了農村發展。改革從農村率先試水一段時間后,逐步向城市拓展。改革使城鄉二元體制逐步松動,城鄉關系出現重大調整。這一時期,從農村經營制度改革開始,之后逐步放開價格管制,放松人口流動限制,廢除人民公社,農村生產力得到迅速釋放。20世紀90年代后,在偏向城市的改革進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入城市,為城市發展創造了巨大人口紅利,農用地轉為非農用地使城市獲得農用地轉用的土地增值紅利,這都進一步拉大了城鄉差距。到2002年,城鄉收入差距比超過3倍。為應對城鄉差距拉大及產生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把統籌城鄉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城鄉二元結構逐步扭轉。這一階段,可以大致以2003年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其一,1978—2003年城鄉二元結構調整與城鄉關系“搖擺”時期。

        經濟方面。一是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變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較快提高了農民收入。1985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397.6元,是1980年的2倍,1985年前后也成為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時期。二是價格管制逐步放開。1985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中規定:“除個別品種外,國家不再向農民下達農產品統購派購任務?!敝链?,實行了32年的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開始被打破。三是改革偏向的變化使得農業和非農勞動生產率差距經歷了由大變小、又由小變大的過程,1977年,農業和非農勞動生產率差距為7.16倍,之后下降到1984年的3.87倍,又擴大到2003年的6.88倍。

        社會管理方面。人口流動限制逐步放松,部分小城鎮探索放開農村人口落戶限制,城鎮化率較快提高,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3年的40.53%,城鎮人口由1.72億人增加到5.24億人。但這一階段,以戶籍制度為主要依據的城鄉福利制度差異依然突出。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為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了一定就業空間,促進了城鄉關系繼續調整,但是城鄉居民的福利差距并沒有根本改變。流入城鎮的農業轉移人口,無法享有城鎮居民享有的就業、醫療、社會保障等的基本公共服務。

        其二,2003—2012年統籌城鄉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發展時期。

        經濟方面。對農業的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從2002年開始,全國農村稅費改革開始推開,到2006年,農業稅全部取消,為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創造了重要條件。2002年以后,出臺種糧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農資綜合直補等“四項補貼”政策,補貼的范圍和規模持續增加,資金規模從2002年的1億元提高到2012年的1653億元。

        社會管理方面。一是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展開。2003年—2006年,《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等放松人口管理的文件相繼發布,人口遣返制度廢止,使得流動人口大幅增加。2005—2013年,流動人口由1.47億人增加到2.36億人,年均增長1112萬人。二是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推開。200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對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做出許多新規定,尤其是在失地農民就業安置和社會保障方面有較大改進。三是農民福利水平逐步提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邁出重要一步。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要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2003年在部分縣(市)開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2008年覆蓋到所有縣(市),2013年全國參保人數達8.02億人,參保率達98.7%。2006年實施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農村義務教育被逐步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的范圍,九年義務教育全面普及。2007年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當年年底基本覆蓋到所有的縣,2009年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

        4.黨的十八大以來城鄉關系新階段(2012—至今):互補與全面融合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城鄉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是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是一項關系全局、關系長遠的重大任務;要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向改革要動力,加快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2013年黨中央召開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發布,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發布,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戶籍制度、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制度、土地制度等關系城鄉二元體制的關鍵性制度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城鄉關系得到歷史性改善,城鄉加快融合發展,城鄉關系進入新階段。

        一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取得歷史性突破。2014年7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到2018年,全國31個?。▍^、市)全部出臺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全面建立,“農業戶口”這一名稱成為歷史。同時,各類城市對農業轉移人口的落戶管制逐步放開放寬,到2020年底,全國300萬人以下人口城市總體放開了落戶限制,有意愿的農業轉移人口基本實現了在大多數超大特大以下城市的自由落戶。2014—2019年,超過1億人的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二是城鄉一體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加快建立。以公共資源配置為重點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2014年,國務院《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發布,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2015年,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通知》,城鄉統一、重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總體建立。2016年,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發布,推進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制度整合,逐步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統一的城鄉居民醫保制度。當前,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項目和標準得到全面落實,保障能力進一步提升。2019年年底,城鄉居民基本醫保覆蓋13.54億人,基本養老保險覆蓋9.68億人,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2.05億人、2.55億人。同時,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向著聯通化、一體化的方向加快邁進,到2018年年底,全國99.6%的鄉鎮、99.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96%的建制村通了光纖,城鄉間實現了便捷快速聯通。

        三是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逐步建立。農村承包土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均取得重大進展,促進了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建設。農村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制度建立,穩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放開了農村土地經營權,促進了土地流轉。農村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的改革探索不斷深入,在保障農民合法居住權的基礎上,賦予了農民更多財產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總體建立,截至2018年年底,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直接入市1.1萬宗、10.6萬畝,總價款290億元,騰退零星閑置宅基地18萬戶、11.8萬畝,農民財產權利得以實現。

        一系列推動城鄉一體化和融合發展的政策舉措,使城鄉人口和要素流動更加順暢,城鎮化率在2019年突破60%,達到60.6%;城鄉居民收入比大幅下降,由2012年的2.88下降到2019年的2.64;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脫貧攻堅勝利完成,中國在歷史上首次整體消除了絕對貧困。

        三、中國共產黨處理城鄉關系的重要經驗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城鄉關系方面取得了以下重要經驗。

        1.著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目標處理城鄉關系

        中國共產黨處理城鄉關系的過程始終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始終服務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階段性目標任務。

        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抓住城鄉關系中存在的對抗性矛盾,依靠廣大農民,帶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邁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第一步。建設時期,新中國迫切需要現代化建設,迫切需要保障自身安全。城鄉分治的方式保證了農村為城市提供支持,使中國得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確保了國家安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邁出重要一步。改革時期,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由農村改革起步,并倒逼城市改革,激發了城鄉發展活力,夯實了民生保障底線,初步實現了“富起來”的目標,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又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不斷補足鄉村發展的短板,著力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為實現“強起來”的目標奠定了基礎。新時代,黨中央提出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要求,這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內在要求,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重要動力。

        2.著眼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處理城鄉關系

        中國共產黨妥善處理城鄉關系,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更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建設時期,盡快實現工業化,將建設重點放在城市,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圍繞全局大局,涉及城鄉關系的政策方針的調整,如人口制度、社會管理、經濟體制等方面的調整服務了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改革時期,加快改革和發展,以改革促城鄉發展,以發展縮短城鄉差距,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圍繞全局大局,逐步推進破解城鄉二元體制桎梏的改革,創造了中國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新時代,圍繞城鄉融合發展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縮小城鄉差距,確保城鄉社會和諧穩定,是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重要體現。運用系統觀念,妥善處理好城鄉關系,確保城鄉關系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是黨處理和指引城鄉關系的重要經驗。

        3.堅持“人民至上”是處理城鄉關系的宗旨

        “人民至上”的發展思想貫穿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切工作和決策。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是黨處理城鄉關系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革命時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人民對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都難以得到滿足。中國共產黨以農村為根據地,以廣大農民的力量為依托,認識城鄉對立、利用城鄉對立,推翻三座大山,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了人民群眾對生存安全的需求。建設和改革時期,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黨中央制定和實施了不同的城鄉發展政策,不斷滿足了人民群眾對溫飽的需求以及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期城鄉關系處理更加緊密地圍繞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構建“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就是讓城鄉居民享有更好的環境,享有更多的發展成果。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使黨在處理城鄉關系上始終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

        4.堅持黨的領導是處理城鄉關系的堅實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一百年來,黨在每個階段對城鄉關系的演變處理,無不體現了黨堅強有力的組織領導。

        革命時期,在黨的領導下,中國革命擁有了最為堅實的群眾基礎。在處理城鄉關系時,注重調動農民參加土地革命的積極性,鼓勵群眾開展互助合作,鼓勵成立“變工隊”“扎工隊”等互助組織,有效確保了政令暢通。建設時期,基層黨組織向鄉村延伸,農村基層黨組織在組織黨員群眾方面的組織力不斷提升,確保了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又加強了農村管理服務。改革時期,黨中央通過一系列政策,逐步調整完善了城鄉關系,明確了城鄉發展方向,黨的領導確保各項政策得到迅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正是依靠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和“一級抓一級、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機制,確保黨中央關于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融合體制機制得到貫徹落實。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妥善處理城鄉關系的有力保障。

        5.堅持頂層設計與尊重基層探索相結合是處理城鄉關系的有效途徑

        城鄉關系涉及多元主體的利益,以及不同特征的區域,處理城鄉關系必須堅持因地制宜。黨在處理城鄉關系上,堅持頂層設計與尊重基層探索相結合的原則,確保了城鄉關系保持總體良好可控。革命時期,黨中央高度重視“求真求實,理論聯系實際”。建設時期,城鄉關系的確立和調整,是黨中央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實踐的結果。改革時期,基層實踐探索為改革創造了經驗,并上升為頂層設計,推動了改革順利進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改革開放在認識和實踐上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無不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和智慧?!秉h的十八大以來,黨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的結合。堅持頂層設計與尊重基層探索的有效結合是改革的有效辦法,也是黨在處理城鄉關系中始終遵循的重要準則。

        四、中國共產黨處理城鄉關系的重要啟示

        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是協調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總抓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以來正確處理城鄉關系的重要經驗,對于持續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啟示。

        1.要正確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關系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人接力探索、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是構建合理城鄉關系、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法寶。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推動社會進步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支配著整個社會發展進程。建黨百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堅定不移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根據生產力的發展,不斷調整城鄉發展體制機制,構建起城鄉融合發展的社會關系。站在“兩個百年”歷史交匯點,要自覺通過調整生產關系激發社會生產力發展活力,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加符合規律地向前發展。

        2.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安全的關系

        在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中行穩致遠,是改革開放經驗的深刻總結。城鄉關系變革在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安全的關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我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中國共產黨在城鄉關系調整中,把改革發展穩定統一起來,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統籌發展與安全,推動農村制度改革,保障農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安全的關系,堅持方向不變、道路不偏、力度不減,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確保新時代改革開放走得更穩、走得更遠。

        3.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推動城鄉關系變革的核心抓手。鄉村相比城市具有天然的弱勢,這也決定了其發展在依靠市場力量的同時,政府支持和引導至關重要。中國共產黨深化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既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了城鄉要素自由流動、資源合理配置和產業協同發展。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堅持完善市場機制,提高企業資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競爭力。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用改革激發市場活力,用政策引導市場預期,用規劃明確投資方向,用法治規范市場行為。

        4.要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是中國共產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方針,也是中國共產黨引導城鄉關系變革的基本方略??v觀建黨百年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城鄉關系變革的偉大實踐,從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從新型城鎮化戰略到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城鄉分治到城鄉融合都體現了發揮兩個積極性的基本要求。為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要堅持中央和地方一盤棋,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體制機制,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黨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構建新型城鄉關系,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這是新時代中國城鄉發展的新目標和總要求,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指引城鄉發展的新成就和新方位。站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必須更好地處理城鄉關系、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確保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本文節選自《區域經濟評論》2021年第3期(整理 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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